盛唐气象——易县苏灵芝书法碑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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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2022-09-02 16:15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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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盛唐气象——易县苏灵芝书法碑刻
盛唐气象——易县苏灵芝书法碑刻
作者：李国月
苏灵芝（713年—757年），陕西武功人，唐朝著名书法家。曾任易州录事参军，善书法，尤长于行楷书，书风肥美壮阔，笔力遒劲，飘逸劲美，堪与同时代书法巨匠李邕、颜真卿媲美。书法多以碑刻传世，被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誉为“唐代著名写碑手”。
宋《宣和书谱》载：“苏灵芝，儒生也，史亡其传……行书有二王法而成就顿放，当与徐浩雁行，戈脚复类世南体，亦善于临仿者，在唐人翰墨中不易得，盖是集众善成一家者也。”
宋黄庭坚《论书》云：“昔余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进公皆学畅整《遗教经》，及见苏灵芝《北岳碑》字法清劲，笔意皆到，但不入俗眼耳。数十年来，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，以风樯阵马为痛快，以插花舞女为姿媚，殊不知古人用笔也。”
明安世凤《墨林快事》载：“今观其（苏灵芝）《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》字，淹有李（邕）、颜（真卿）二家风流，而视北海（李邕）则加庄，视太师（颜真卿）则又多隽，诚足述也。”
清刘熙载《书概》曰：“苏灵芝书，世与李泰和（李邕）、颜清臣（颜真卿）、徐季海（徐浩）并称，……其书碑甚多，可谓唐之写碑手矣。”
民国《易州志稿》载：“苏灵芝，武功人，以文学举，玄宗时授登仕郎行易州录事，善书法。”
苏灵芝书法以“二王为宗”，开创别具一格行楷书风格，既具唐代“尚法”之严谨，又不为法度所囿，行书笔势，楷法为依，收放畅达，行气贯通，广博大气，劲健雄魂，颇具盛唐气象。传世之作多在易州，集中写于唐开元天宝年间，为其盛年精品之作，流传后世，备受推崇。
道德经幢
《道德经幢》全称《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》，今在易县城内龙兴观旧址。经幢通高约六米，由幢顶、幢身、幢座三部分组成。幢身为八角柱体，由上下两块汉白玉石雕刻而成，共高4.29米，直径90厘米，每面宽40到42厘米不等，幢身经文分三层。上层为题额“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”十八字，正书六行，行三字。中层为开元二十年（732年）唐玄宗敕文，三十行，行七字。下层及其他各面刻唐玄宗注老子《道德经》，分《道经》卷上、《德经》卷下，共八十一章。正三面经文各十一行，行九十九字，四、五、六、七四面皆十一行，行一百一十九字，最后一面上层行六十字。末题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十月八日奉敕建，下列易州刺史田仁琬、别驾周宪、长史郑景宣、司马杜钦贤等职官姓名。后有清代翁方纲、赵烈文、赵煊、张寿龄等人题记。碑未署书者、刊者名，依幢行楷体字迹和后行书题名，与苏灵芝所书《铁像碑》《田公德政碑》《梦真容碑》诸碑丝毫不爽。故翁方纲在幢身刻跋云：“苏灵芝书《道德经》，不著名氏，故著录家皆未之及”。该碑字体端庄，工整秀丽，刚劲飘逸，带有明显“牵丝连带”，笔法流畅，气韵生动，是唐代书法佳作。
经幢原立于城西开元观，传为宋乾道五年（1169年）易州知州张孝祥，迁于今址。清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夏六月，大风发亭，牵石柱东南仆，击土入地尺有咫，帽掷三丈外。时任知州赵烈文倡捐募资，绅民协力，重修扶立。由于疏忽，以致幢节错位，将第一层之第一面与下段之第二面相对，文字错行，造成后人费解。二零零二年予以复位修缮，并建亭护之。
易县《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》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，年代最早，且形体最大的石刻道德经幢，是校释《老子道德经》唐玄宗注本的重要资料，也是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珍品，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，199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02
铁像碑
《铁像碑》全称《大唐易州铁像碑颂》。碑高280厘米，宽120厘米，厚21厘米，用料为曲阳黄山白石，唐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五月立。碑文行书，纵十八行，行三十六字不等。崇文馆校书郎王端撰文，登仕郎前行易州录事参军苏灵芝书。碑额为释迦及二弟子像，额与碑身为一体，无碑阴。由于自然原因，加之历史上传拓的不良习惯，致使部分碑文部分字迹漫漶甚至缺失，以碑前、后和上端中部为最。
据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孟桂良著《易县碑目》记载，当时此碑在县署（即今县政府驻地）东土地祠狱所内。1985年4月易县人民政府修建办公楼挖掘地基时发现，发现时碑已断为两块。何时断裂和埋没地下，尚待考证。1993年8月31日，由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王金科、穆青和易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张洪印鉴定为一级文物。1997年易县文物保管所对其进行了粘接修复，并补配一明代碑座将其树立。此碑现存于易县文物保管所。
据碑文载，卢晖，字子晃，由尚书郎改任易州刺史。一年后，使臣以卢晖政绩优异，奏之皇帝，皇帝嘉赏，赐以束帛。后迁瀛州刺史。又据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，卢晖任瀛州刺史时，曾修长丰渠。后又迁魏州，在魏州开西渠，以利通漕和灌溉。所至报恩寺皆以兴建水利为务，堪称能吏。《铁像碑》记载修北山通车道三所，当年修官坐镇、白杨谷道路，如今已经拓展成为百兴公路和千佛山旅游公路，盛唐名令的勤政为民之风得到传承，新时代新作为超越历史。
此碑书法肥厚沉实，与苏灵芝所书它碑稍异。清人梁巘跋元人赵孟頫榜书“南无释迦牟尼佛”七字刻石云：“右七字，元赵文敏榜书，结体遒紧，笔力古劲，绝似苏灵芝《铁像碑》”。清潘祖荫喜此碑丰妍，不流于枯瘦，谓初学此碑可增笔力，曾以此教人。
《畿辅通志》《金石萃编》《寰宇访碑录》《全唐文》《弘治易州志》《易水志》《直隶易州志》《易县志稿》《易县碑目》《保定名碑》等均有著录，吴占良等著《苏灵芝书法研究》，潘新宇著《易水访碑记》列专章考订。
03
田公德政碑
《田公德政碑》全称《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》。碑通高333厘米，宽121厘米，厚36厘米，青石材质。龙纹首，篆书题额“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”，竖三行，行四字。碑文行书，纵二十九行，行六十字不等。大中大夫守中书侍郎集贤院学士上柱国东海县开国男徐安贞撰文，逸士武功苏灵芝书丹，太原王希贞刻。
此碑于唐开元二十八年（740年）建，原竖于易县城内，清乾隆年间，直隶总督方观承将其移至保定，后断为数块。有移入保定时，落地断为数块之说；有此碑移保定后，上覆以亭，亭倾，石碎为数段之说。修治后竖于保定府学明伦堂左隅。1929年官产局处分府学地址，得主王献章将它弃置于南白衣庵前，碑已碎为十二段。1932年秋，清苑县文献委员会发函报告县政府，经王献章同意，由文委会出价运至莲池保存。1935年，有几位注重古物的厅长“顾而惜之”，于是倡议捐款，雇工修治，竖之而建亭保护。这一过程被时任清苑县县长萧鹤延撰《唐田琬碑亭记》刻于碑阴。此碑今立于保定古莲花池水东楼南。
田琬亦名田仁琬，字正勤，唐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除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，在任其间有惠政。开元二十八年（740年）迁官安西都护府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），碑为其迁官时州人所立，颂其德政。
撰文者徐安贞，原名楚壁，龙丘（属浙江省)人。神龙二年进士。玄宗时，为起居舍人，诏书多出其手。官至中书侍郎。有诗文多卷，久佚，明代童佩将其遗文辑为《徐侍郎集》。
此碑为苏灵芝署名书中存字数最多者，书体优美，笔法潇洒流畅，刚柔相济，气度从容，为“纵而有体，严而不局，最为合作”之佳作，是研究我国唐代行书法度的重要范例之一，艺术价值极高。历代书法家、金石学家多有推崇此碑，著录极多。赵崡《石墨镌华》、钱大昕《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》、武亿《授经堂金石文字跋》、王昶《金石萃编》、寿鹏飞《易县志稿》等均有著录。近年来，《河北金石辑录》《古莲花池碑刻萃集》《保定名碑》等均有著录，吴占良等著《苏灵芝书法研究》列专章考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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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真容碑
《梦真容碑》全称《大唐真容应见贞石碑》。碑原在易县龙兴观旧址，与《道德经幢》相峙而立，开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建。碑高320厘米，宽140厘米，厚24厘米，青石材质。碑额篆书“大唐真容应见贞石碑”，竖三行，行三字。碑文行书，纵二十二行，行四十四字不等。碑文分前后两部分，前部是开元二十九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唐玄宗敕旨，后部是开元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博州刺史李成裕疏奏，皆武功苏灵芝书。今见传世乾嘉拓本，碑已断为两截，后又碎数块且遗失不全。今最大残石在易县博物馆陈列，碑首及其余残块存易县文物保管所。
唐朝李氏皇族，尊老子李耳为始祖，唐高宗李治加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。至玄宗更笃信玄学，在敕旨中，讲述了一个梦见老子真容的故事。玄宗在朝臣奏事时，将应见老子真容事向牛仙客等人讲述，牛仙客等则上疏奏奉是开天辟地以来典籍记载所未有之事，并请“宣示中外，编诸简册。”玄宗于奏章之末批曰“所请者依”。李成裕疏奏，请“于开元观具写纶言，勒于贞石”，即将皇帝的敕旨刻石立碑，并天下各州，都照此办理。
由于李成裕奏请，此碑当时天下诸州皆刻之，非止易州一处。现在传世者有两刻本，一为易州本，一为陕西盩厔本。易州本敕旨内“兵部尚书兼侍中牛仙客”，盩厔本作张九龄。据金石家考证，当以易州本为真，盩厔本为宋代翻刻，书法亦不及易州本。盩厔本署张九龄，系后人妄改，盖宋翻刻时，恶仙客之名，遂以九龄易之。
其书法，清人叶昌炽《语石》云：“书学至唐极盛，工书而湮没不称者，尚不知凡几，况煊赫到今，其必无滥竽可知矣。然有三人焉，循名核实，不无遗憾：一为五行满、一为吴通微，一为苏灵芝。”又云：“苏灵芝碑以《梦真容》为第一，惟此尚可学。”明安世凤《墨林快事》云：“灵芝之字，则纵而有体，严而不局，最为合作”。
《金石略》《石墨镌华》《墨林快事》《观妙斋金石刻考略》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《授堂金石跋》《金石萃编》《寰宇访碑录》《天一阁碑目》《竹崦盦金石目录》《上谷访碑记》《畿辅通志》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《易县志稿》等均有著录，吴占良等著《苏灵芝书法研究》列专章考订。
苏灵芝传世书法碑刻除《御注道德经幢》《铁像碑》《田公德政碑》《梦真容碑》外，还有《候台记》《悯忠寺宝塔颂》等。《候台记》碑已佚失，《悯忠寺宝塔颂》现存北京法源寺。
苏灵芝所书传世碑刻，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，在国内外有着深远的影响，是研究唐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书法等方面的重要资料，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。保护传承这些珍贵文化遗产，必将为我们坚定民族文化自信，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